安亭新镇，Albert Speer & Partner. Courtesy AS&P

但是，为什么不禁止在民主时代为极权主义者们规划设计呢？当今在建筑领域有一根邪恶之轴：它穿越了白俄罗斯和土库曼斯坦。批评家们对此不置可否。当在中国和俄罗斯的形同虚设的透明的门被当作“即将到来的事物的征兆(signs of things to come)”时，亚历山大• 卢卡申科（Alexander Lukashenko）在明斯克成功修建的，玻璃多边形的新国家图书馆，则被当作“死亡之星”。对廊柱的狂热，已经不再是专制君主们的普遍愿望了，也不再被尊崇。同样，最近去世的土库曼斯坦国家首脑Niyasov，他一直以来都找法国公司Bouygues来建造很多宏伟建筑物，恐怕也不会得到审美学家们的丝毫口下留情。

在表面温和，但却是资本主义指导的专政统治下，建筑和道德的衡量标准更为复杂。那些想给经过一段很长的路才到达民主的国家提意见的人们，到头来却发现他们自己也缺乏论据。德国建筑联合会（German architecture associations）鼓励他们的成员通过自由主义经济政策把技术知识（know-how）输出到那些半极权主义国家去。确实，当看到资金流和世界主义潮流的号召，这些专制统治者们的防线就象一层薄膜一样容易通过。

从那些为中国做过设计的德国建筑师言语中可以感受到，他们中的一些人的确有紧张情绪。Albert Speer Jr谈及他自己“仅仅是增补建设了”安亭卫星城，安亭靠近上海，这样可以帮助“协调和控制在其他方面疯狂的增长趋势”。在歌德学院的网站上，慕尼黑建筑师Thomas Jocher在构思着由他为东海岸规划的Synai市，但仍处于画图阶段：“至少还要10年，才会有任何文明的迹象出现”。GMP，德国最大的建筑公司，在中国约拥有50个建设点――在这些站点中，一个完美的城市人口应为800，000人――Meinhard von Gerkan为这些合同带来的收益，以及在规划阶段后，能立即从这些项目中迅速解脱出来而激动着。中国人更喜欢自己来监督建设。不过，也正是这个原因，他同时还担心会出现一个“巨大的建筑伤害博物馆（museum of structural damage）”。

Albert Speer & Partner设计的安亭新镇。Courtesy AS&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