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政治正确的建筑师遇到了如下各种各样的问题。我能否用清白的良心来“擦拭”俄罗斯的能源巨头Gazprom的新总部高楼呢？我是否应该因为军事政变就放弃我在泰国的建设站点呢？那么那些干净的西方民主政权在古巴竖立起的领土之外的“酷刑室”建筑物呢？如我们所见，这些是都是建筑师有时屈服于政治的好理由。

Meinhard von Gerkan在中国设计的上海临港新城

Photo courtesy gmp, © Peter Wels

在这个全球化的时代，把建筑物当作一个道德问题来看待并不容易。在迪拜修建各种豪华饭店，或在圣彼得堡建设商业总部，又或者在北京建设奥林匹克大型运动场馆，这些真的那么令人厌恶吗？世界上最大的20家建筑公司中有15家在中国有项目。几乎所有的明星建筑师都被牵涉其中，许多德国人也为样版城市提供了建设规划。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一样，这个世界上增长最快的人群的经济以愚蠢的速度发展着，正带来种种应该受到谴责的副作用，外来务工人员们没有任何权利，如果给工资的话也根本是奴隶的工资。但中国想要新型的城市。阿布达比（Abu Dhabi城市名）想要一个由让•努维尔设计的“卢浮宫”，由法兰克·盖瑞修建的古根海姆现代艺术博物馆。最近在慕尼黑的第七届国际商业地产专业博览会被迪拜“加加大号”规划充斥。许多最主要的公司和普利策建筑学奖得主也深陷于迪拜的建筑规划里。

想要找一个建筑师来设计出你想要的东西永远是有可能性的。现实主义vs机会主义之间的问题触及到这个职业的核心。对此，可以去读Observer的记者Deyan Sudjic的书《联合大楼－有钱和有权的人们是如何改造世界的》(The Edifice Complex. How the Rich and Powerful Shape the World)（(Penguin 2005)，从中获得一个全面的指导。这本书论证了为何品味一贯是赢过正义的。在建设的历史里，潮流大师也都是那些国家指定的设计师，他们充满着标新立异的力量。从巴比伦的尼布甲尼撒二世(古巴比伦国王,攻占耶路撒冷,建空中花园。译者注)到尼禄，从教皇，法国国王到希特勒和斯大林，不仅仅只是专制君主，所有的领导人都在建筑大师们身上小试一下权力。柏林的领事馆如果没有赫尔穆特·科尔，可能会看起来和现在很不一样。彼得•埃森曼的大屠杀纪念馆也是。巴黎的大图书馆也是密特朗时期的典型建筑。

雷姆•库哈斯为深圳证券交易所的设计

Courtesy Office for Metropolitan Architecture

一些建筑师想知道这些权力关系发生逆转会怎么样。在1922年，勒•柯布西耶画出了Le Plan Voisin的设计图：18幢摩天大楼排成十字造型，目的是改变巴黎的面貌。1935年，他开始寻找一个“不为人知的权威（unknown authority）”，那个人将会在他给这个灯光之城的激进规划上签个名字。一开始他认为极端右派的理想——“复兴法国（the Redressement Francais）”甚合他意，接着他又一个接一个地对墨索里尼、苏联和维希政权感兴趣。他会对任何一个乐意贯彻他的计划——一个健康、现代和有流动人口的城市机器统治者都会感到满意。但他一个也没找到。

当1933年纳粹取缔包豪斯建筑学派时，密斯•凡德罗时任该派的领导人，但他对希特勒政权保持中立。他是那个时代德国最重要的建筑师，他用纳粹十字记号来装饰他的许多竞赛规划，并给斯皮尔提供了德国在1937年巴黎世界博览会上的作品。密斯•凡德罗与瓦尔特•格罗皮乌斯有着一致的看法，现代形式可以应用于任何东西——极权主义的或不是极权主义的。他解散了几乎是社会民主主义教学的、由包豪斯创始人在魏玛共和国建立的唯一一所艺术学校。他被为权贵高官们粉饰帝国文化协会（Reichskulturkammer）的想法所迷惑。而这种“友善的关系”对这三位著名现代主义建筑师死后的名声只有极少的影响。从后人的角度来看，他们的建筑风格仍使其他所有作品相形见绌。